未成年人犯罪法重新修订,保护“少年的你”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经过三次审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将原两部法律规定的“收容教育”措施改为“特殊矫治教育”,意味着未成年人“收容教育”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客观地说,当时“收容教育”制度的建立有现实的需要和相应的法律依据。《刑法》规定,“因不满16周岁未受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监护人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与之相匹配的是,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从而确立了拘留和教育的法律制度。客观地说,这种政府干预的强制干预制度在教育挽救未成年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教育的“先天不足”逐渐受到批评。
 
相关法律不仅在性质、期限、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策程序、执行机关等必要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影响了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特别是收容教育制度突出了“收容”的功能,即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实践中,当刑罚“遥不可及”时,它往往成为一种替代手段。
 
根据有关规定,收容教育期限一般为1至3年,实际执行期限合并计算不得超过4年。轻罚轻罚的拘留教育的严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亚于管制和刑事拘留,这与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精神是相悖的。
 
前不久,制造“大连少女杀人案”的13岁未成年杀人犯被判处3年劳教,被认为是目前对这类年轻罪犯最严厉的惩罚。
 
从科学立法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惩罚为主的惩戒措施并不是长久之计。此前,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劳动教养、收容教育等“准刑罚措施”先后被取消或废止。类似性质的“收容教育”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明确了12周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或者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起诉后,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此举也是为了通过适当扩大刑罚制裁的“范围”,收紧“非刑罚手段”的口袋。
 
更重要的是,面对青少年犯罪,教育矫正比单纯的惩罚更有效。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建立以惩罚罪犯为目的的惩罚制度;另一种是建立矫正制度,以帮助罪犯,使他们成为有效的公民。
 
所以,从“接受教育”转变为“特殊矫治教育”,并不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更是观念的改变,凸显了前进的目的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根据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纠正。对未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给予特殊矫治教育。
 
同时,新法完善了特殊学校制度,有助于做好“下一条”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更好地达到特殊矫正教育的目的。
 
刑罚属于刑罚,教育矫正属于教育矫正。它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点睛之笔,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应有之义,闪烁着人道主义和法治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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